夏景的搜狐博客

在深圳打工的云南农民杨增朝，讨要薪水1100元未果，用白油倒在身上自焚。此事情引起深圳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云南省委领导也做出了解决的批示。舆论有很多种说法，自然表示同情会占大多数，但也有人指出，杨的做法，太过偏激，欠薪问题已经得到国家重视，杨完全有很多渠道，可以去反映。比方当地劳动局、法院等等。但杨为什么没有去呢？

杨之所以走上自焚的这条路，是因为他不愿意走正常的官办渠道吗？还是他胆小到不敢去找劳动局？一个烧死自己都不怕的人，会害怕去找劳动局？

不然。

农民，为什么一碰到要和城市背景做较量的事情时，无论本来他可以有多少道理可讲，却都很容易会变成一个偏激、激愤、受辱的人？他往往都会用一种不管不顾的姿态，以死相争的姿态，或是你死我活的姿态，来讨所谓的公道呢？

且不说这公道最后是否能达到他的预期，也不说杨增朝自焚之后，新闻如何评说，最后领导批示，问题得到圆满解决，除了薪水，还有赔偿，自然要比不自焚的其他农民工得到的多一些——这个结局几乎已经不用猜想。当一个社会，总是不停出现以死抗争的事情时，除了让我们看到政府职责的严重缺失外，是否也有一个社会文化的定势在里面？

前不久我曾在一个黎村做采访，一个年轻农民，买了一辆摩托，无证拉客。有一天，正好碰到当地派出所和税务所联合设卡收税，他没有牌照，转身就跑，结果派出所的一个干部举枪就开，被打伤了。派出所为了掩盖事实，又联合市里公安局，将此名青年当做逃犯抓起来。翻案无门，农民一家一直上告，七八年后因中央某领导批示才得到了解决。采访中我感受最明显的，并不是公安部门表现的多么嚣张无理，而是农民遇到不公正待遇时，所表现出的走投无路、绝望横生、夸大其辞、一死了之的绝望和坚决。

他们总是不停地渲染自己的苦难和无奈，而且知道这份苦难，几乎是最后能得到赔偿的唯一法宝。在这样近乎自虐自残自我诋毁的心理状态下，很自然地，就将强势的公家的那一方，当作了天下最大的死对头。中国农民是最讲中庸的一群人，但一旦遭受欺辱，他们则比谁都会更相信卢梭的那句话：“杰出的恶胜过平庸的善。”

善良和无知的结合，往往孕育着悲剧的开始，同时也是孵化恶的温床。当社会不能为老百姓的不公待遇，提供一个正常、便捷、易行的申诉渠道时，人们往往会选择两条路走：弱势的，以死相争。强势的，从此走上奸雄的道路——耍尽得势的捷径和狡计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不要庆幸自己不是一个农民工，而是应该感到忧虑，只要社会依然有杨增朝这样的人存在，我们周围会就有更多的欺负杨增朝那样的人。他们和杨增朝一样，都是一个不够正常的社会培养出来的畸形儿。

善是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成就善，恶则以壮大自己的方式成就恶。最可怕的是,如果我们的官员,自己的奋斗历史,就是一部弱肉强食,以恶成就的历史，他又怎么可能主动为羔羊,提供挡风遮雨的方法?